拙文《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见报后，贾康教授在微博上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这让我感到意外，同时又觉得没有必要作答。先哲有言，愤怒出诗人;也许可以补充道，愤怒出不了理论家，或者至少难以做出冷静的理性的反应，因而不必认真对待之。几天后看到了贾教授作出的所谓“柔性回应”，然而拜读之余，他的这个正式回应没有超出先前愤怒反应的范围，没有针对我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论点做出反驳或讨论;反而说他现在作此“柔性回应”，是出于对“其他因素”以及“社会上无可否认存在的‘吃瓜群众’羊群效应式的非理性推波助澜”的考虑。“其他因素”是什么，“推波助澜”之类说法有何根据和深意，贾教授没有明说，但他这些话却分明渗透着某种轻蔑和傲气，这使得对其作出回答变得必要了。
几点回答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何况贾教授的著作和我的文章都摆在那里，是非曲直不难弄清。贾教授指出，我在引用他们的书名时多出“经济”二字，这是明显的大意和失误，我应向作者道歉，不过，贾教授回应中提到的其余各点则只能另当别论了。
首先，关于贾教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下称《读本》)的定位和意义，他说我不该说那是作者“声称”，还说那不过是“出版公司宣传用语”。可是，“权威解读‘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核心内涵”，“深度阐释‘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主张”，“着力创构‘十三五’及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升级版”，白纸黑字，与书名和作者名字一同赫然印在该书封面之上;套在书上的折纸还逐个介绍作者在一些省委学习会上作报告的情况以及向社会各界隆重推荐该书的语句，这让人不能不相信它的确表达了作者的心声，至少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却不料作者现在说那是出版公司的宣传用语，不是作者自己说的。这也许是实情;实情若如此，作者为什么不早说?广而告之大半年了，现在却推诿于出版公司，这合适吗?
其次，我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建成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不具备(如作者所做的)对之进行单一市场供求关系分析的前提条件;我还认为，只有基于存在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以及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两种市场的现实，分别对它们做出市场供求关系分析才是合适的，可是，作者却说我的这些观点是反对对当前中国经济进行供求分析，这不是明显的误解和曲解吗?
再次，我关于作者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供给管理，而忽视需求管理甚至认为需求管理已经过时的看法，是依据作者的核心和基本论述得出来的，现在作者说我没有注意到他在该书前言和后面关于需求管理的论述，还说他们一直秉持的理论是供求均衡论，一直认为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等等，意在说明我曲解了他们的观点。可是，假定作者所说属实，那么何来作者所声称的独创性?要知道，供求均衡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就提出来了。假定作者所说属实，又何来他们反复强调的注重“供给管理”的“独创性”?
还有，关于“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这两个概念，我认为应该加以区别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还指出，在作者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长菜单中，独缺体制改革这一项。作者认为我的说法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违反基本常识，我对此指责至今不得其解。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怎样的常识?谁人说过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学界的理解中是一致的或包含的?如果是一致和包含的，为什么作者没有把体制改革包括到结构性改革之中?作者甚至断言，我指出他们没有把体制改革包括到他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之中，就是给他们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了。我没有那个意思，更没有那个权利，事实上也不会导致那样的结果，不过是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罢了，何必耸人听闻!然而，老实说，我对作者的如下观点和主张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某种担忧，甚至还发出了要警惕出现回归计划经济做法的危险，这总不该被理解为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吧。作者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只是对于资源配置总体而言的，并不适用于每个具体场合;作者还一再强调政府要从过去抓“需求管理”转向抓“供给管理”，却不见作者强调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去产能、去库存”等重点任务)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请问，这是不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倾向?
最后，我在前文中指出，《读本》作者用不少篇幅论述了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个所谓忽视供给的“共同的失误”和另一个所谓强调供给的学术传统，意在证明他们的学说是对前者的克服、对后者的继承和发扬，从而表明他们的学说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我在前文中依据我所了解的史实作了澄清，说明他们的意图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对此未置可否，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学术讨论，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可以将其纳入不同理论框架之内，然后便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指出，“如果按晏文的方式相互以指责对方‘误国’来攻讦，还有经济学者研讨的什么空间吗?动辄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压力和批判”云云。这岂止是文不对题，简直是强词夺理和强加于人了;这种态度不改，谁还敢跟他讨论学术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
行文至此，我想结合最后这个话题，提出一个新问题，并表达一种看法，以求教于《读本》作者和广大读者。这个问题是：既然《读本》所体现的学说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和缺陷?其根源何在?从理论和认识角度来说，我认为主要源于对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误判或误解。实践层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如何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论层面主要涉及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断和认识。两者之中，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跟随的，是为强化前者而提出来的。关于理论层面，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经论及，不再重复，这里只就实践层面的根源尝试作一说明。
大家知道，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例如危机前两年卸任的美联储主席，人称“经济沙皇”、“美元总统”的格林斯潘(见其《动荡的世界》一书)，以及一些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见其致英国女王回答“为什么没能预测金融危机?”的报告)，通常都将当年未能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归咎于预测机制及相关研究模型的失效(未将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纳入其中);同时指出现有监管体系的失灵则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当然，如格林斯潘所说，对自由竞争终会导致最佳结果这一信念的盲从也是一个教训。基于这些认识，危机后美英各国着力加强了对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监管。从《读本》可知，这是催生新供给经济学的国际背景。
至于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一般的共识是：经济突飞猛进发展主要得力于所谓“三驾马车”的推动：政府巨额投资、不断扩大出口，以及消费增长等。它们大体属于需求管理的范畴。人们看到，通过这种发展方式，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高消耗、重污染，各种结构比例不均衡、不协调的矛盾，以及如不再着力加以扭转、终将难以为继的严重局面。于是，人们取得如下基本共识：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实现技术创新，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而核心是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和转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既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可是，也有一些学者从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既然需求管理已经不适应客观需要，则急需注重于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组织实施政府的“理性的供给管理”，简而言之，从以往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从《读本》可知，这是催生新供给经济学的国内背景。
《读本》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即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管理”，大体上就是从上述背景产生和引申出来的。乍一看，这种思路和观点顺理成章，无懈可击。然而，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说，难道借鉴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举措，强调对包括金融财税体系在内的供给侧加强监管有什么不对吗?如果这样一般地提出问题，似乎没有任何异议的余地。可是，请别忘记，金融风暴不是源自我国，我们是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不仅如此，我国还以自己的实力与全球眼光对克服危机做出了贡献，我们没有理由照搬他们的理论和举措。再说，与美英等国早已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我们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两种经济和两种市场并存和交叉，决定了加强监管在我们这里具有截然不同的主体和对象、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对西方国家来说，不存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这却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只应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加强对金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监管，而不是将包括监管在内的对供给侧的管理提到首位。
人们也许还会说，难道从我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不能得出应当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吗?的确，应当承认，被认为属于需求管理范畴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可是，由此便得出应当转向供给管理的结论不免有欠谨慎，因为对支配着管理方式的背后的体制因素缺乏足够的估计。
“三驾马车”初期的成功，显示了原来旧体制的动能，它后来逐渐失效或基本失效，则显示旧体制潜力已经基本耗尽。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大力创新和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新方针，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确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决定一切;体制则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决定性条件和因素，这是历史和现实昭告我们的一条真理。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不仅涉及供给，而且涉及需求，它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东西。
以上论述说明，对一个还没有完成市场经济转型、当务之急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急需啃下“硬骨头”的中国，却主张只适用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和要求，我认为这是《读本》的最大失策。难怪人们会对这种经济学思潮和主张产生那么多挥之不去的疑问、担心和质疑。事实上，依照“供给管理”的思路，何以能坚持和推进体制改革?《读本》并没有给出令人放心的回答。这不奇怪，我在上一篇文章已经指出，体制改革本来就不在作者所列的长长的结构性改革的菜单之中;而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此外，我们政府的简政放权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任重而道远，距离十八大确定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读本》主张政府从过去抓“需求管理”转变为现在抓“供给管理”，而这只是政府工作重点的转变，不是政府职能和体制的转变。还有，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供求关系的失衡，但其根源在于体制，体制改革不深化，去产能、去库存从何谈起?要知道，产能过剩和房产巨额库存的出现和恶化，旧体制难辞其咎，而《读本》在这方面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中肯的建议。作者争辩说他们始终高扬改革的旗帜，可是，在其面面俱到的改革蓝图和“八双、五并重”的论述中，却不见其突出强调大型垄断性国企的体制性改造，而这在人们看来，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破除垄断、不得不下大力气啃下的最大的一块“硬骨头”。至于对广大的民企，《读本》却未多加关注。民企对我国GDP贡献率早已过半，在诸多领域已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对外开放的先锋、中产阶层的骨干，而他们在体制改革滞后的条件下仍然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和窘境，不知秉持“供给管理”理念的《读本》作者对此作何感想，又有何种依据“供给管理”思路的有益主张?面对民间投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跻身混合所有制愿望不强烈，却有相当大量民间资本外流现象，作者又持何种态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