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发表演讲，谈论了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新常态以来或者是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第二，如何看待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第三，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刘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谈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新常态以来或者是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第二，如何看待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第三，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我想这三个问题都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也就是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来展开讨论。
中国反危机政策出台过晚？
第一，如何看待中国反危机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是很有特点的，因为这次经济危机不是发生于中国，它首先是从西方，尤其是从美国发生，然后转移波及到中国来的。全球自进入反危机的大潮流当中后，对政策方向的选择看法都不太一样，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比较集中在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这次反危机的政策主张是不是出台晚了？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开始蔓延时，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中国经济在2007年、2008年还是红红火火的增长局面，这种发展阶段的增长态势和全球不同，在这个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就使得我们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很早就体会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的政策目标是“双防”——第一防通货膨胀，从结构性通胀转为总体性通胀，第二防过热，防经济增长过快由此导致的过热。
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如果目标是“双防”，那宏观经济政策就应该全面紧缩，可是世界金融危机自2007年6月从美国开始，到2008年已经席卷全球了，全世界都开始严阵以待全面反危机，而唯独中国在做经济的全面紧缩，这样紧缩下来到了2008年的五、六月份，我们就感觉到情况不对了，等各种数据出来以后，就做了相应的调整，不再强调“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一调”——保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物价问题还是没有从宏观调控目标当中删除掉，但是双重目标是“保增长、控物价”。
我们真正调整过来已经到了2008年第四季度，所以我们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时间比全球性的反危机举措晚了大概有半年甚至半年以上，所以人们就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我们说这个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因为2007年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恰恰和其他国家的增长情况不一样，这是由此产生的一个疑问。
中国反危机政策过猛？
第二个问题，既然政策出台晚了，结果我们的政策就很猛。我记得2009年春天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当时财政赤字做了2.8，李扬问是不是太高了，总理说我还嫌不够，当时要出重拳、出组合拳，所以就有人讲，我们要出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四万亿的财政赤字再加10万亿的信贷支持，所以人们就问政策是不是太猛了？
猛了以后的代价就不一样，特别是这个猛不是力度问题是方向问题。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的原因和美国、欧洲、日本不同。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首先是金融体系崩溃了，而实体产业没有大问题，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金融部门供应货币的能力不足，而实体部门对货币存在需求，所以要求政府向实体部门直接注资，支持资金链，要求银行增大货币供给能力，也就是在货币市场失衡的情况下，是有货币需求而缺乏货币供给的。
而我们国家是什么情况呢？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其他国家对我们的需求产生了影响，出口受挫，内需产能过剩，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银行体系有一道防火墙，银行本身并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是银行有货币供给能力，而实体产业没有有效的货币需求，所以他的失衡方向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失衡方向是相反的——世界经济是有货币需求而无货币供给，我们是有货币供给而无有效的货币需求。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培育对货币的需求刺激实体经济，对西方来说重要的是增大货币供给，往流通当中砸货币。但我们采取的政策恰恰是和西方反危机的政策差不多，财政也好、货币也好，都大量的向流通当中注资，其结果是实体经济没有有效的需求，大量的货币滞留，所以人们就提出一个疑问，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是不是过猛了？
退出反危机的轨道是不是早了？
第三个疑问，猛了的话代价就大，代价大支撑的时间就长。所以我们在2010年十月，第一个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退出，人们就接着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反危机的政策是不是退出的早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明确退出反危机的轨道。退出以后，使得我们对反危机过程中成本消化的一系列困难和进入新常态以来扑朔迷离复杂的经济失衡的新形态，这些形态一方面有客观的经济周期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有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宏观政策干扰，所以人们就提出来退出的是不是过早了。
这样三个问题，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反危机政策力度是不是猛了，退出反危机的轨道是不是早了？我们说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中国特色？都是有中国特殊的国情，所以中国反危机的政策你不管他效果如何，他和世界怎么样？他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我们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要总结这些特点，提出新鲜的经验，总结问题，然后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这是对反危机政策的一个简单的回顾，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需求侧无解从供给侧找答案
第二，新常态以来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从78年到98年，这个阶段除了个别年份，总的来说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宏观政策长期紧缩。第二阶段98年到2010年年底，这个阶段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在宏观上主要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后冲击所以增长动力匮乏，因此主要的宏观政策是扩大内需，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然后到2008年进一步提出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可以说宏观经济大概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用一句话叫做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实际上是双重风险并存。
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一方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疲软，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由于需求拉上也好，成本推动也好，共同作用潜在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宏观经济政策就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了，我们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就是双重风险并存，而且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怎么办？发达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从70年代以来没有解决，积累的问题很大，经济理论也做出很多调整，现在看来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统一认识。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调控的方式也好调控的政策也好，以及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和宏观经济哲学基础，其实都面临着全面、深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无解的，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们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提出本身也不仅是我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思考，也是我们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
供给侧改革需要需求管理
第三个问题，既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有几个问题需要在理论和政策上进行考虑。第一个问题，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对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管住需求、管好需求才能真正的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需要需求侧的政策，但是要协调好，协调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最后经济增长还是要有需求拉动的，不能是无效的需求，必须是有效的需求，这种有效的需求靠创新驱动，形成有效的需求。
第二，需求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之内恐怕要适度的扩张，如果过度扩张的话，会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效果，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关键指调结构，把那些不适应、低效率、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淘汰掉，这个时候市场的需求一定要控制好，如果市场需求在这个时候膨胀起来，破铜烂铁都可以卖掉，我为什么要调结构？这就会加剧产能过剩、加剧经济泡沫化，所以一定要对经济有适当的管控。
一方面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增长，一方面要适度把经济增长控制好，这就是长期和短期。短期来说，都是过日子，我现在先给把经济刺激起来，至于是不是产生一堆垃圾和泡沫，下任再说，还不知道哪天谁来呢。但这不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种需求的态度下肯定推行不了，所以要管理好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在体制上，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而需求侧管理政策更多影响的是消费者，他刺激的是需求或者购买者，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企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的话，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过度的、随意的干预，甚至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去。我们大家并不陌生，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比如关停并转，过去就是这么做的，轻车熟路，所以中国引入供给侧改革特别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行政直接实现，因为供给侧结构管理本身的特点就是直接影响生产者，影响厂商，如果你不是通过市场去发挥作用，而通过行政直接作用，很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历时表明不成功的。
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在经济哲学上把市场所要的自由和社会化生产的自觉的社会性所要求的自觉统一起来，理论上能认识到这儿，在机制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的能处理好，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在世界上就能立得住，所以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本制度下的经济理论哲学问题，他的价值取向问题，这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供给侧考验地方政府责任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目标的衔接问题。需求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管理一定是带有长期性的，无论是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你关注他的需求效应是一回事，你关注他的供给效应这又是一回事情，除此之外，一些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的政策要不要考虑。按传统的宏观政策考虑这些不是宏观政策手段，按供给侧结构管理他属不属于需要运用的政策，这都有所不同，需要结合各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具体讨论。
但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短期和长期的关系问题。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供给调结构一定是长期的，要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累积起来，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管理之所以会停止，除了理论之外，其实有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他的民主选举是有任期的，所以政府只做他任期有限的事儿，跨任期的事儿他是不做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很多事情是长远的，所以一定要有对人民、对社会长期负责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对任期内负责的态度。供给侧管理更多的事情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有没有那种胸怀，而这个胸怀来自于有没有制度保障，所以在我们这儿来说，供给侧包括特别是政府采取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从中央调控有没有长期的概念，尤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作用空间会更大，因为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货币不归你管，赤字不归你管，你能做什么？但是供给侧不一样，供给侧调结构，改善这个地方的教育结构，改善这个地方的资本投入结构等等这都属于供给侧，所以供给侧对地方政府来说可以作用的空间更大。
但是有一条，地方政府官员需要有长远的观念，你要热爱家乡，你要真的为这个地方长远负责，你来这儿干一年拍屁股就走，你供给什么侧？那都是需要长远的，那就是地方政府官员你既要有所为，长期的所为，你还不能胡来，你要短期效应不顾将来就是胡作非为，不考虑长远那就是不作为，所以我们说供给侧管理实际上是要求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长期负责任，对他们的责任心提出了要去。
当然供给侧结构性管理还会提出一系列其他的要求，时间关系我在这儿就不去更多的讨论了，所以我是讲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他的特点，无论从反危机的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还是供给侧结构的应对之举的提出都有他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实践，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总结好，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幸运就是我们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寄赋希望的增长点，我们要认真的做好我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