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财经讯 中国企业债到底高不高，是否存在危机？每当有机构公布中国债务数据，这个问题就总是挥之不去。虽然国内、国外各机构统计口径不一，数字上有所差异，但都指向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债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高位，且增长速度迅猛。并且，中国企业债正在发生一个“怪现象”，挣钱的“民企”不借钱，“不挣钱”的国企不停借钱，成为中国企业债的主要制造者。
目前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尽管今年一大目标是“去杠杆”，但目前中国企业债依旧保持快速上升趋势。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中国面临着一大棘手问题——当前我们究竟选择“稳增长”还是”防风险”。那么，中国会“舍”哪个，“得”哪个？
中国企业债到底有多高？
6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发布社科院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在结构上，居民部门债务率在40%左右，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考虑进融资平台，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57%，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6%。
此前已有多家机构统计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并警示高债务风险。我们从此次官方智囊给出的统计数据也能明晰地看到，不管是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还是企业债的增长速度，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相比，都几乎是最高的。
可见中国相比其他国家高增长的GDP也是以巨额债务为代价的，而人们不禁担忧，债务问题如此恶性发展，我们离危机还有多远？
民生证券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朱振鑫对凤凰财经表示，中国企业债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城投和国企，背负的是政府部门信用，杠杆扩张较快，但由于中国其他部门杠杆率很低，经济政策还有一定的对冲空间。“可以通过转移杠杆的方式对冲，让居民部门加杠杆、中央部门加杠杆，对冲企业和地方政府去杠杆带来的潜在风险。”
李扬在15日的讲话中也给人们吃下定心丸——“中国政府的债务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有足够的资财应对债务危机。”但他也警示了企业债的问题，“中国的债务问题大部分集中在企业，其中65%在国企，值得高度重视。”
按照财政部数据，截止到今年一季度，国有企业债务82万亿左右，占GDP比重116%。这个水平已经非常高，美国企业债占GDP比重在70%左右。
然而，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债务是多少？目前官方还没有对其进行确切统计。“非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糊涂账’，在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统计的。”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凤凰财经表示，“单纯从银行方面来讲，我估计大概也有30多万亿，民营债务和国企债务占GDP比重估计在160%左右，这个比李扬讲的156%要高，这还只是从银行口径，从公开发行债务的口径。另外还有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这一块不透明，所以也不好估算。”
另外一个问题是债务统计口径，中国的债务统计方面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内、国外各家机构对于债务额的统计结果多种多样。李迅雷建议有必要建立一个权威的机构，由中央各个部委来组成，比如财政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金融机构。“我们应该对债务的问题好好地统计一下，多少是实际的，多少是重复计算的，多少是没有纳入到统计范围的。”
为何出现企业债“怪现象”？挣钱的不借钱、不挣钱的借个没完没了
中国国有企业的杠杆比例在2009年之后迅速攀升，而私企却平稳地降低了杠杆。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债的主要制造者为国企。
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民营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较高，但是民营企业的杠杆率较低，国有企业资产收益率只有4%左右，但是它的杠杆率水平较高。大量“借钱”的国企，利润却是每况愈下。从财政部的数据来看，去年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是18%，利润是负增长。
李迅雷在接受凤凰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这说明中国现在还是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经营不好的企业在加杠杆，经营好的企业反而在去杠杆。这样的结果导致中国企业债务越来越恶化。“虽然现在债务问题还没有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但从目前来看这一趋势依然在延续。”
朱振鑫认为，国企债务高企首先不利于企业盈利的恢复。另外国企债务占去绝大比重也对民企产生挤出效应，这也是今年中国民间投资下滑的一大原因。“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朱振鑫表示，“目前经济下行，整个社会去杠杆的压力很大，如果拖延杠杆问题的解决、继续举债，那么利息负担会越来越重。要么就是会破掉，但显然这是不可行的，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中国债务问题如今也成为外国机构普遍担忧的对象。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访华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企债务的问题，“中国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来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对薄弱企业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算，确认和分配损失，处理相关的社会成本，并便利市场准入。”
朱振鑫给出解决企业债的两个思路，第一是从供给端首先控制增量举债，“不能再让国企、央企像原来那样没有束缚、没有效率的举债，存量的僵尸企业要让他们退出市场。”第二是从需求端改善企业的盈利，通过改革创新打造新的增长点，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让企业自身形成自然的去杠杆。
中国债务问题艰难抉择——“稳增长”还是”防风险”？
中国企业债是从金融危机以后大幅增长的，那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李迅雷解释道，企业债形成有两方面，一个是非体制性因素，一个是体制性因素。一个属于正常行为，一个属于不正常行为。
他进一步阐释称，非体制因素，是跟经济因素相关。比如民营企业，它的债务增长主要是跟经济下行有关系。当经济增速下行的时候，随着利润率水平下降，企业加杠杆，债务水平就增加了。这种加杠杆来提高债务率水平是很正常的。
“另一块不正常的，就是作为体制性因素，我们为稳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李迅雷表示，“比如在2008年4万亿的举措下，中国债务水平明显上升，从2012年之后，经济下行势头越来越明显，为了达成稳增长的目标，国有企业加杠杆更加明显。”
债务问题越来越得到中央的重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要求，去杠杆是今年五大任务之一。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半年以来杠杆率水平还是在提高，债务水平还在增加。李迅雷表示，“从今年前三个月的数据来看，债务增长还是比较快，似乎没有显现出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破产清算等达到的效果，这方面在数据并没有表现出来。也许今后几个月会在数据上表现出来，但是目前来说中国的债务还是处在增长阶段。”
“债务水平迅速增长也反映出很多举措还是没有落实到位，这就说明了目前我们经济存在的一大矛盾。”李迅雷直言。
李迅雷认为，我们面临的一大矛盾就是选择“稳增长”还是“防风险”。稳增长表现为GDP仍然维持7%左右的高增长，防风险表现为刚性兑付基本能维持，系统性危机不曾爆发。
为了“稳增长”，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通通背负上“稳增长”的目标，为此不得不负债、增加杠杆，债务就不断上升。而债务上升就增加了风险。年初时李迅雷就曾警示，中国现在不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风险化解了，而是延后了。“既要稳增长，又要防风险，还要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这要是能够同时完成，那概率就很小了。”
如今，半年的债务发展充分验证了李迅雷当时的思考。“我们的经济管理目标应该是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李迅雷对凤凰财经直言。“越多目标，相互有冲突，反而达不到预期效果。比如稳增长跟去杠杆之间是不是有冲突呢？如果有冲突的话，我们应该首先稳增长还是首先去杠杆呢？”
经济下行背景下，中国该选择究竟优先达成哪个目标？这也成为专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曾表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我们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李扬也曾肯定道，中国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然而他直言，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到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增长速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
在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面临政策上取舍的抉择，“舍”哪个，“得”哪个。李迅雷认为，中国首要任务还是要防风险。
“权威人士有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防风险就是稳增长’。如果为了稳增长而去加杠杆，又增加风险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防风险还是第一位的。”李迅雷表示。
不论怎样，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是，中国当前企业债增长不可持续。在中国特殊的金融结构下，国企债务与银行资产联系紧密，企业债务出了问题，金融体系也会发生问题，而金融体系又与政府密切相关。李扬也发出担忧，“如果不重视（中国企业债问题），有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对中国而言,改革之路挑战巨大,不进则退。短期内到底“舍”哪个、“得”哪个，这一艰难抉择是对决策层的真正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