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天勇 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历了1978年到1987年、1988年到1996年、1997年到2015年3个S型阶段。每个S型增长阶段上，都有中短期的L、J和倒U型不同的增长区间。归纳以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三个S型增长阶段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有规律的结论。
首先，每一次S型经济增长速度进入L型下行通道时，将其变化为J型的上行，都是由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扭转的。如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J型高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农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制，集体产品可以进入市场，城镇适当放开个体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东部地区兴办出口加工区等改革开放启动的；再如第二次90年代初国民经济J型高速增长，是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兴办企业，上海浦东、沿江沿边内陆等进一步开放引发的；还如第三次21世纪初国民经济的J型高速增长，则是由加入WTO倒逼国内改革，制造业准入全面开放等发动的。每一次经济危机时都有怎么办的激烈的争论，这三次改革开放，与每一次启动之前的意识形态观念、所有制结构、行政管理体制、法律制度等，都是关键时刻，重大的突破性的扭转乾坤式的举措。因此，一个结论是，对于国民经济长期性下行的扭转，用财政刺激，或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拉动，无济于事，不可能实现。只有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才能扭经济增长下行翻转为上行。
其次，每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开放，其推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从规律上讲，存在着边际动能递减的客观趋势；如果没有再一次突破性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想起动新一轮J型国民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如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对于突破当时集体经济的吃大锅饭和低效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及非农业流动，其边际动能就递减，甚至到最后释放完毕。这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速度到倒U型最高点，再掉头下行。其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只是起暂时的提升作用。如2008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下行，2009年在货币方面加外币贷款，比上年新增贷款10.5万亿元；财政政策上，中央政府扩大了赤字和增加了国债及投资项目，各地各层政府也加大了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和建设项目，使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和2011三年间提升外，2012年开始下行，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
再次，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每一次国民经济J型增长，与20世纪后期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革命性突破不同，不是由颠覆性技术进步和革命性新产业发展启动的。从现有的文献研究看，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降低到了4%，因此，改革开放后的前10年中，装备技术的引进，旧生产能力的技术改造，也即对国外进来的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应用，对国民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J型推动的作用。但是，到了中期10年左右，转变成了资本规模和数量型投入推动的增长；后期10年左右，仍然是资本和资源型投入推动为主，虽然在一些重大技术进步方面有所启动，但是经济增长总体上由技术和产业创新效率推动的权重还是在下降。2008年开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行，2012年破8%，2015年破7%，期间我们也在一些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整个上没有形成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没有成为中国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爆点，国民经济增长下行也没有得以扭转，迎来新一轮的S型增长。这既是因体制僵化而产生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可以由化大力气彻底加以解决，并成为下一轮国民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空间和机遇点。
第四，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三次S型增长的更替，即前一次S型增长乏力，需要有新一轮的S型增长启动，都是在一个事实求是、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操作方式下获得的。（1）1978年，我们讨论的是，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阶级斗争，还是要发展经济？是废除人民公社，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还是坚持社队体制？工业都由国家办，还是让农村社队也办一些集体工业？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还是将企业变成一个国家生产的车间？是搞一点市场分配资源和商品，价格有一些由市场供求决定，开个双轨制口子，还是全部都搞计划经济？是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还是不让他们存在？建不建立出口加工区，实行特殊的政策，计划外搞点来料加工、出口创汇，还是全国大一统，不允许东部沿海这样做？是我们解放思想，转变了固守过去体制的观念，才实现了文革10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由改革开放启动了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第一轮的J型高速度增长。（2）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在下行，却发生了公有制比重变化、经济领域和平演变、效率与公平谁为先后、计划多少为好等问题的争论。面对这些思想和理论领域的回潮，面对国际上1989年后对中国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经济制裁，党中央并没有后退到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和重新闭关锁国的体制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发展是硬道理，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鼓励个体和私营企业大发展，放开外资企业准入，设立特区和浦东开放。实际也是20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国民经济衰退的关键时刻，又一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逆势而上，启动了第二次力度更大的突破性的改革开放。没有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没有20世纪的90年代新一轮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3）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国企坏帐增多重组、冗员下岗分流，经济增长速度又进入一个下行时期，美国对中国在国际政治、外交和贸易等方面的敌对也日益加重，10多年加入WTO的谈判旷日持久。怎么办？恰好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反对全球恐怖主义，中美关系迎来一个自1989年后的改善机遇期。美国主导的WTO谈判，让中国在2011年末，正式成为国际贸易组织的成员。实际，那时也引起了为什么要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体制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加入WTO后会不会对民族产业产生冲击，市场和经济的开放会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的安全，WTO谈判的一些条款是不是卖国等等焦点问题的激烈争论。有学者还责难，加入WTO是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倒退。然而，我们对此也是思想解放，采取了理论上不争论，实际上实施了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开放战略。从加入WTO的结果看，我们实现了国民经济21世纪初的J型高速增长的启动，并有了10多年之久的高增长时期。许多美国学者在研究中感叹，让中国加入WTO，是美国政府所犯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失误。美国也希望通过亚太经济再平衡战略，特别是TPP的建立和运行而边缘化WTO。中国30多年来发展的实践和历史证明，没有意识观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扭转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关键时刻将其翻转为上行。
特别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运用意识形态治理国家，不同的时期，需要用不同的组合。国民经济过热上行时，可以强调统一思想，整顿降温，建立秩序；而国民经济下行时，则宜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释放创造力和活力动力。意识形态工具的运作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有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意识形态工具进行解放思想等开放性操作时，体制向着有利于释放活力的方向改革，劳动者得到正确利益回报和激励，财富者感觉财产安全，资金所有者愿意投资创业、兴办企业，境外资金愿意流入体制前景较为明朗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的调节，其投入的成本并不高，但是，推进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非常丰厚，往往成为推动经济下行为上行J型增长的巨大动力。
而当意识形态工具进行收敛性操作时，虽然也可能强调体制改革，但是实际的体制、法律、工作环境朝着抑制活力的方向变动，劳动者和人才得不到合理利益的回报和激励，财富所有者感觉财产不安全，资金所有者不再继续投资创业、兴办企业和扩大生产，外资可能因前景不明朗而撤离，学生大量流出到国外留学，国内纷纷向国外流出以防不确定性和避险，移民、转移资金和产业。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互联网、电子划帐、银联卡、地下钱庄、边境携带等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开放和流动的时代，财富和资金追求的是收益和安全，哪个地方没有投资机会、收益低、财产不安全，就从哪个地方流出；而哪个地方有投资机会、收益高和财产安全，就往哪个地方转移。堵住财产和财富流动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民怨不小。这个内在和客观的转移，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而，意识形态收敛性的操作直接成本也并不高，有时可能是无意的，但是其造成的人才、资金、财富、消费、产业等外流，其经济代价往往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增长下行区间，意识形态收敛性操作，不仅起不到启动国民经济重新J型增长的作用，反而会将国民经济增长拖入持续大幅度下行的深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起落与意识形态开放与收敛的对应，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