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于6月3日—5日在青岛举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可以把过去的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2007年之前，一个是2008年之后。
2007年之前，经济保持10%的增长，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速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2007年到2008年之间为2.8%，对于这一增速，2007年之前这段时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投资确实是增长的比较快，但是投资的增长和GDP增长是同步的，而单位GDP增长的贡献不大。我们用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重要的资本是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因此，10个百分点中，有6.68来自于这个部分。
2008年之后，情况则非常不同，经济增长主要的变化是增长的来源，人力资本增速减慢。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后面两项：一是效率的效率大大减半。生产力在2008年平均每年增长3.34个百分点，2008年之后增长1.24个百分点。在效率有这么大幅度下降的前提下，经济仍保持非常不错的增长速度，单位GDP每年以4.5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资本的使用，单位GDP越来越少，增长的目标是促进消费，可能靠资本的进一步深化来获得增长，必须通过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来寻求增长。而谈到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2008年下降，研究中很熟悉的结果，也是中国特有的是，生产力的增长和投资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了企业的资本生产情况，资本生产率比较低。这解释了2008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这个较大的差别，代表经济还有一些效率不是很完善的地方，问题是这个趋势在改善还是在恶化。2007年之前，小企业资本生产率比较高，资本改善的速度比较低，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大企业，资本生产率比较低，增长要快一点，就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就改善效率。所以在2007年之前，基本上至少资本分配配置的效率没有在恶化，甚至在左端有一些改善，但是在2007年之后，整个就不同，越好的企业，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效率改善速度越快，生产率越低的企业，改善速度是负的所以资本配置的效率是在大大降低，所以很多人解释，2008年之后经济质量不好，不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是来自资本资源的配置效率在降低，他认为，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现象。从总体的投资回报率，可以感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下降趋势。尤其是这几年已经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
这对财富的积累是不利的，财富积累不仅仅是需要储蓄率高，还需要储蓄更高的回报。
至于问题该如何解决，他谈到几个方面。第一，是更好把握和短期的平衡。之所以之前投资率变得这么高，影响了效率的改善，就是为了保增长，有大量的政府引导的投资，这些投资会带来效率的恶化。所以如果太重视短期，长期效率就会带来影响，即短期和长期的平衡。
第二，就是各级政府的激励和约束需要改善如果说地方政府或者各级政府，其实不仅仅是各级政府，没有激励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经济是很难发展的。因为在政府，尤其在制度方面，对于企业的准入等等有很多的限制，如果政府不愿意做市，不愿意帮企业，就没有办法让企业享受比较低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制度成本。除了给政府有激励以外，也要对地方政府有所约束。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太容易获得资金，就必然投资那些效率并不是很高的项目。因为要追求增长。所以，需要更好的执行预算法，来避免效率低下的一些投资。
第三，是国企要化解过剩产能。必须要化解过剩产能，才能够改善我们的效率。但是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很多都跟国企体制有关，比如说员工的安置，这就是国企员工的安置就比民企更加困难一点。当做间隔性收购的时候，如果国企和民企之间有这种交易，是不是让这些做交易的人，是有后顾之忧及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去做复杂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应该帮助我们来一部分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推动的速度方面还需要再进一步加强。
在产权的保护方面，前四个月的一个最令人担心的数据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民营资本的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经过调研发现，民企企业家的投资，对产权保护不是那么放心，是民企投入比较弱的一个原因。
最后是城镇化，如果城镇化方向不是很明确，政府希望引导人到哪儿去，而不是根据市场的力量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去，那城镇化必然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应该让市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让城镇化真正地变成改善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机制。第二，就是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如果允许农民能够盘话其在农村的资产，一方面，农民会更加进城，也更有能力进城。另外，也可以使得农业的生产规模能够有所扩大。因此，要鼓励这种农业生产规模通过市场机制来扩大。
此外，还需要在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