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场父亲罢免儿子的风波挑动了大众的八卦神经。
6月17日，全球最大的肉制品企业双汇集团发布公告，免去了万洪建包括董事会副主席、副总裁、执行董事在内的所有职务，原因是“对公司财物作出不当攻击行为”。81岁父亲创始人罢免52岁长子接班人的行动，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当年亲自在门口检查职工偷猪肉、一个礼拜开除15个人、参加“两会”期间连夜赶回公司处理“健美猪”事件、把一家老国营工厂一步步做成了世界最大肉制品公司的万隆，依然需要为双汇的接班问题而头疼。
无独有偶，当81岁的万隆还在亲自冲锋陷阵的时候，76岁的娃哈哈集团创始人也在“再次创业”，拿下基金从业资格，开始带队做投资。
两大消费品帝国的创始人年过70还在一线奋战，折射出的其实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与先富阶层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大约90%的民营企业是家族式经营，未来5-10年境内，将有300万家民企面临接班换代问题，在原有业务各有老臣、经销商网络盘根错节、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怎么才能保证企业竞争力不掉队？怎么才能把财富顺利传给下一代？
企业家、创始人尚且需要面对理财难题，中产阶层的焦虑更是只多不少：为了要保住辛辛苦苦打工积累的财富、提前保障退休养老后的生活质量，手上有点钱的中产阶层，除了买房、鸡娃，还能做什么？
这些巨大而迫切的需求，推动了中国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行业的爆发式发展。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2020）》，截至2020年初，国内银行理财、信托、保险、公募私募、券商资管等机构的理财资管总规模已经突破百万亿。
尽管规模膨胀，但财富管理、资产管理依然是一个极其年轻的行业。在中国，公募基金诞生不过20多年；而如果以国内第一家独立财富管理机构诺亚财富创立为起点，财富管理行业也是从2005年才出现。
一边是体量庞大而且充满焦虑的理财需求，一边是起步较晚历史尚短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行业，身处时代洪流中的资管平台，能为投资者交出什么答卷？
一、居安思危
10月27日，2021年的《胡润百富榜》发布。上榜门槛和过去8年一样，都是20亿元。今年的上榜人数达到2918人，而在10年前还只有1000人。
跟人数增长一样明显的变化，是造富行业的轮替。
从行业角度看，今年上榜企业家的前五大财富来源分别是制造业、大健康、房地产、化工和金融投资。其中，富豪数量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制造业、新能源行业。今年制造业的上榜人数占到总榜的27%；而在前十大富豪中则出现了两位来自新能源行业有关的企业家。
反过来，人数、财富收缩明显的行业则包括房地产、互联网和教育行业。如果说在互联网反垄断的周期下，互联网行业财富缩水还算正常的话，那地产造富时代很可能真的远去了。
在10年前，前100名的富豪中有60%是房地产开发商或者相关主业以房地产为主的企业家。但是到今年，来自地产业的富豪的比例第一次低于20%。而在排名前10的富豪中，更是20年来第一次没有房地产开发商。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多重因素叠加，基础设施平台多次迭代。“要想富先修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指的是公路，21世纪开始指的是高铁、地铁、水陆空网，移动互联网年代指的是4G、移动支付、快递物流，现在则是5G基站建设、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一代新设施，一代新消费者，就会产生基于新设施、面对新人群、把各行各业重新做一遍的机会，由此不仅诞生巨大的财富效应，还带来了快速轮动的行业周期和资产价格波动，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财富清零悲剧。
这种在积累财富后，对理财的刚需、对阶层滑落的焦虑，催生了蓬勃的财富管理行业。2005年，喜欢用《圣经》典故来起名字的汪静波，创办了中国首家独立理财平台“诺亚财富”，并于2010年创办了资管平台“歌斐资产”，此后的十多年里，这个平台的壮大既刻画了中国财富的迅速积累，也折射着高净值人群客户的焦虑。
例如，W女士是一家能源企业的高管，在与歌斐制定个人化的资产配置方案前，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坚持自己筛选基金，但受制于时间精力，很难研究清楚众多基金经理之间的核心差别，在因此大部分资产还是只用来配置银行的固定收益理财产品。
但即使有时间去钻研，也不一定能跟上市场的节奏、控制好自己的心态。
S先生自己有非常丰富的投资经验，基本上所有的资产类别都配置过，从2018年开始，大部分资金就逐步投向股票型产品。但快速变化的市场风格，让S先生常常觉得知识的更新跟不上轮动的速度，炒股一不小心就变成了“知识付费”。
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想一劳永逸地通过配置特定的资产就能“躺赢”，显然是不现实的。
无独有偶，Y先生从大型地产公司退休后，大多数投资也依然集中在地产上。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频频上演违约事件，地产行业收缩显著，Y先生意识到这类投资机会正在变少、不可持续，随之开始配置了大量的公募和私募产品，但相比曾经“永远涨”的房价，二级市场的过山车走势让他心情也不得不跟着起伏不定。
世上无新事。今天困扰万隆、宗庆后、W女士、S先生、Y先生等人的传承和理财难题，也曾经困扰过欧美国家的企业家们。
二、他山之石
1832年，两位英国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远渡重洋来到广州，创立怡和洋行，从事跨国贸易。
两个年轻人极具冒险精神和足够勤奋，善于发现时代进程中的商业机会，比如在东印度公司结束贸易垄断后，开展中、印、英之间的贸易；买下香港开埠后第一块公开拍卖的土地；在上海兴建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等。
难得的是，在近200年后，已经传承到第五代的怡和集团，还是世界500强企业，雇佣40多万员工，产业涉及金融及保险服务、零售百货、消费市场拓展、工程及建筑、机械制造、汽车贸易、运输服务、房地产及餐饮等。在内地和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中环置地广场都是怡和的产业。
怡和集团能屹立至今，跟两位创始人后来的家族股份安排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每个家族成员都能拿到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并且可以传给自己下一代；另一方面，但当家族成员因财务问题或者意见分歧要出售公司股权时，其他家族成员内部也会将股权回购，以此维护家族的控股地位。
以家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企业，基业长青的目标注定了家族掌门人必须以更长远的目光提前作出战略规划，当然也包括了传承的设计。传承过程中的股权结构、财富分配、企业控制权、法务税务等等一系列专业问题，需要一整套非常专业、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已经有经验丰富的“家族办公室”承担了这项职责。它像家族的私人办公室，帮助家族制订传承方案，日常除了打理家族财富外，它承担了很多家族的非金融事务，包括定期举办家族聚会、法律税务筹划、安排接班人教育计划、医疗养老安排等等。
而在中国，财富管理显然还是新鲜事，更常见的做法，要么是以祖训形式来规范后辈的言行，要么是把家族产业的经营难度大幅降低。
前者，例如李锦记的家规中规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第五代家族成员要先在家族外的公司工作3—5年，才能进入家族公司；应聘的程序和入职后的考核必须和非家族成员相同”。
后者，例如香港李嘉诚家族、包玉刚家族等商人，在自己逐渐上了年纪以后，纷纷告别高难度的地产业务、航运业务，把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天然气、电力、码头、商场等收税型业务上，跟创业时的难度系数相比，已经降低到几乎是“躺赚”。
但在中国内地，私人资本显然不可能进入电力、码头等公用事业来牟利，传统的祖训也不一定能适应社会生活习惯的变化。因此，财富传承的大势所趋肯定是委托专业机构。
实际上，国内已经有了第一批尝试委托专业平台进行财富管理的公司。
地处中部省份的HC集团，以地产业务起家，如今已经发展为横跨商业、地产、投资多个行业，年销售额20多亿元的企业集团。
但随着地产业进入“房住不炒”的阶段，HC集团的创始人开始谋求转型。2018年底，HC集团的创始人在丽江与诺亚财富的创始人汪静波碰面，提出了两大需求：第一，希望在诺亚的投资实现投资目标；第二，希望在与诺亚合作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团队投资能力。
经过研究，诺亚给HC集团提供了一套包含三个环节的解决方案：一是多资产多策略的目标定制；二是平台赋能；三是孵化共创。
这个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得到了HC集团的强烈认可。2019年4月，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11月设立歌斐MOM专户，2020年6月设立歌斐股债平衡专户。
今天回头一看，显然是在地产寒冬来临前，找到了登上“诺亚方舟”的船票。
然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时获得优质的财富管理服务，作为新生事物的财富管理行业也不可能是一步到位。
三、供需错位
1930年代，美国大批民众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对资本市场噤若寒蝉，绝大多数人只敢把钱存在银行里赚点微薄的利息。
美林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美里尔从中看到了机会。通过培训大批股票经纪人，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成功把股票源源不断地卖给了普通投资者，一举大获成功，美林也就此迅速跻身华尔街一线投行之列，让“卖方销售”模式风靡数十年。
虽然这个模式可以驱动财富管理公司迅速做大规模，但弊端也同样明显。因为财富管理机构的收入主要靠交易佣金，自然有动力去推销佣金更高的金融产品给客户，并且为了让产品更好销售，还得去顺应追涨杀跌的人性，哪怕行情过热不适合投资，也会继续跟客户推荐、促成交易。
美国这种财富机构“收割”散户的状况，在1970年代才有了改变。《证券法修正案》的颁布，一举终结了美国长达180年的固定交易佣金制度，财富管理机构的股票、基金交易佣金大幅下滑，不得不陆续转型。再加上美国401K、IRA计划的推出，美国居民产生了投研咨询、税收优惠、养老、教育等多样化需求。
多重因素叠加下，1980年代的美国财富管理机构逐渐用“买方投顾”模式取代了“卖方销售”模式。在新模式下，财富管理机构的盈利方式转变成跟客户收咨询费和服务费，财富管理机构需要在帮助客户完成产品推荐、配置后，会再进行投后服务，持续跟踪产品的发展情况。
这种双方利益的长期绑定，改写了美国财富管理行业的版图。但当财富管理作为“舶来品”来到迅速积累财富后的中国，几乎又把美国财富管理行业走过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自然也包括把踩过的坑又踩一次。
歌斐资产的老客户M先生，作为资深股民，买过很多公募、私募二级市场产品，其中不乏一些过往历史业绩很出色的大牌管理人，在他印象中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60%-70%。但实际上只有14%左右。虽然这也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收益水平，但频繁的交易推荐，往往让他错过收益最大化的阶段。
甚至时至近期，M先生还被某些平台推荐了一款封闭期4年、年化收益率12%的类固收信托产品。这种明显是“投资人想着收益，但被人瞄准本金”的产品，搞不好就是一个潜在的地雷。
这显然不是孤例。这个时代的人们，动动拇指就能轻易地买到各类金融产品，理财、信托、公募、私募、保险、期货……在无孔不入的销售推荐下，享受无比便捷的同时，也随时会眼花缭乱，一不小心甚至还可能会踏进地雷阵。
2015年，无数居民开始将从楼市撤出来的钱、从银行搬出来的钱、从实业退出来的钱，纷纷砸到股市上。但后来股市一眨眼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人们开始冲向“保本保收益”甚至p2p的战场。
2017年p2p出现暴雷后，人们又再次醒觉，“还是买房好”。一线城市房价再次轮番上涨，并在去库存政策的指挥下，蔓延到二三四五线城市。这些涨价带来的种种副作用，在几年后逐渐显现，并引发了“房住不炒”政策，让地产这个最后的“永远涨”的资产风光不再。
在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上，往往是由一次接一次的短时低谷，完成了汰弱留强的出清过程。在财富管理行业上，这个发展规律同样适用。
财富端需求蓬勃，资产端行业重整，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有了全新的起点。
四、行业新生
2020年，是基金经理频繁“出圈”的一年，“ikun”、“蔡皇”等称号层出不穷，“买什么基金”也跟“买什么房子”一样，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这在中国资本市场数十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从只能存银行、买房子，到只要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各种理财产品和方案、可以随时点评各路基金经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里，中国居民的财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管理这些的财富的渠道和手段也越发丰富。按照诺亚财富的划分，中国居民的理财进程可以简单分成三个阶段——
一、2005-2012年：以房地产和标准化产品为主；
二、2012-2018年：保本保收益非标产品野蛮生长；
三、2018年至今：非标转标、打破刚兑，基金行业大爆发。
当时代的车轮滚动到“买基金”也开始屡屡成为热搜话题的阶段，中国财富管理、资产管理行业的新起点也悄然而至。但机会从来只会留给早有准备的人。
2005年，上证指数触及冰点，一路跌到998点。在整个金融行业的寒冬中，汪静波毅然选择创业。在辞去了在湘财证券的工作后，创办了一家独立财富管理公司诺亚财富。
当时，金融更多时候只是一项服务，为资金方、资产方提供匹配服务，赚点中介费。但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以及大量需要被资金投资的创新公司涌现，把金融做成一款款产品，势在必行。诺亚就此成了财富管理行业里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
但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2019年的承兴风波，让强大如汪静波也感慨良多，在其致内部员工的信中说：
“如果通过这件事可以改变公司基因，从营销到产品、到风控到投资管理，都全面达成共识：从非标固收产品驱动到标准化基金驱动；组合型、净值型产品是唯一的方向。摆脱巨大的非标固定收益资产路径依赖。那么，诺亚和歌斐将真正成长为一个国际标准意义上的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这次事件，坚定了我们的转型之路，用一种残酷和强烈的方式让我们惊醒。”
认知驱动行动。诺亚和歌斐迅速转型，其中一项专门针对基金大时代的产品和投资策略就此面世：目标策略。
目标策略是一种二级市场多策略组合的投资方式。该策略运用灵活多元的策略配置和及时的组合动态调整，深度挖掘潜力管理人，以全方位的配置思路与方案，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多变市场，帮助投资人控制住回撤和波动率，实现组合投资目标。
简单来说，就是投资人先明确知道自己的投资目标，设定自己能够承担的风险预算或者波动率范围，以此目标挑选基金、基金经理来实现目标。
例如，上文提到的M先生，买了一大堆大牌基金产品，印象中以为自己年化收益60-70%，但实际上因为交易频繁、错过上涨阶段，实际年化只有14%左右。这是投资中常见的认知误区：以为冲刺很猛，但实际上只是在做折返跑。
针对这个普遍现象，歌斐资产专门给M先生定制了一个目标策略：把过去固收的打法和二级市场的单一策略产品做了个糅合，运用多策略组合的方式，有进攻型的、也有防御型的一些策略，根据市场的情况，不断去做调仓轮换，尽量在市场上赚一些相对确定性的钱。在控制波动的前提下，收益相对稳健。分红比例不低于8%，今年6月份客户分到了10%的分红，先落袋为安。这个策略虽然难度不小，但依然在今年快速轮动的市场环境下成功实现。
诺亚、歌斐之所以能推出目标策略产品，背后是长达8年以上的积累。通过管理人评估体系，研究覆盖逾3000家管理人，最终投资池确定100多家管理人。
依托这个投资池，最早推出的是FOF（fund of funds）产品。但是，从组合管理的效率来看，FOF（fund of funds）有一个短板，因为子基金是由外部管理人管理，导致母基金管理人的策略思路无法及时在子基金层面体现，同时因为信息不对称，围绕风格、行业、持仓的穿透分析也比较滞后，风控不能直达。
2015年后，诺亚将产品升级到MOM模式，这意味着投资操作转移到歌斐自己的交易平台，这样风控不直达问题得到解决，穿透分析更为高效，一旦遇到市场极端情况，事前和事中的控制措施都会及时产生作用，这在2018年、2020年疫情期间得到验证，产品净值回撤幅度得到有效控制。
2021年，诺亚根据客户最新需求，将MOM和FOF策略相结合，推出了一个迭代升级版本，也就是最新版目标策略产品。这是一个二级市场多策略组合，根据投资人的目标要求，筛选管理人、挑选产品进行多策略组合配置，以期达成投资目标。
目标策略产品的最大特色是有一个“底仓配置”。以前理财客户的底仓主要是非标类固收，例如P2P、以单一融资性为目的的理财产品，但这些产品违反了金融本质，没有将资产的真实风险如实反映。但在资管新规之下，非标类固收的时代结束了。
说到底，其实客户的需求没有错，但满足客户需求的方式错了。在新时代，通过多策略、多资产的组合配置方式，提供差异化服务，才是中国财富管理机构的必由之路。
五、尾声
2014年底，作为企业首席财务官的R女士，在第一次跟歌斐资产见面的时候就直接提出理财需求：低回撤、低波动、流动性好，耗得起时间。
几经磨合，最后在这款目标策略产品的定制合同中写入了止损线设置，双方终于达成合作。但此时已经是2015年牛市狂热阶段，刚建仓不久就出现了亏损。
刚合作就遇到至暗时刻，成了一道考验。但幸运的是，双方也发现彼此的价值观和底层逻辑一致，顺利走出了短暂的低谷，在接下来的7年里不断创造回报。
这个案例背后的道理不难理解。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阐述了理财的最高奥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但人性总喜欢反其道行之，要把这区区八个字落到实处，并不容易。
因此，在财富管理大时代，那些拥有海量客户和市场数据分析能力的资管平台，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责任：要向客户传导正确的投资财富观念、要给客户提供可靠的理财工具、要帮客户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要替客户规避潜在的金融风险和骗局。
从这个角度来讲，像诺亚、歌斐这样管理数以千亿计资产的平台，它的历史道路才刚刚开始。
